中文78|曹布拉:回首前尘惟“正常”——一个年级与一个时代的故事

读了陈建新同学的《在工厂读高中》,不由心动,也写了我的学前些许琐事,凑个热闹。

我在大学前的学历,严格地说来只能算小学毕业。六年制的小学,我是读了五年多一点。一年级上学期没有读;一年级下学期是在农村的一二三年级混合班里读了不到两个月。——这似乎有点儿乱,须得理一理。

1959年,我虚龄7岁,大人带我到附近的小学报了名。原以为可以顺利入学了,哪知开学前有老师来家访,有一个邻居嘴欠,向老师举报说:他年纪不到的,没有7周岁。一查,穿帮了,立时取消了我的入学资格,只好在家等待来年。

来年的春节时,有一位在杭州大学读书的叔叔来我家。这位叔叔是我母亲的老师的儿子,烈士遗孤,保送上大学的,周日总来我家玩。其时学校放寒假,他要回老家去过年,随口问我:你想不想去外婆家?

我没有见过外婆,但常从母亲口中听说在黄岩路桥那个地方,有一个无比神奇的外婆家。一听有这样的好机会,登时雀跃不已,缠着母亲要跟叔叔去。

就这样,到了外婆家。本来的计划是,过个十几天,仍由叔叔把我带回杭州。哪知叔叔因故不回杭州,就留在黃岩工作了。

舅舅是高级社社长(相当于生产大队长),不久因不能大胆虚报产量而被“拔”了“白旗”,被捉去劳改。家中没有识字的人将此情况写信告知母亲,如此一来,我便不得不在外婆家长住下来了。

当时,的恶果已开始显现,在全国首个亩产千斤的黄岩县,农户家的口粮很快就糟光了,各家各户的饭锅里已见不到白米饭,取而代之的是萝卜、糠饼、野菜、番薯藤一类。小表弟已三岁多,因营养不良,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。我与两个表妹从田间地头挑野菜回来,就一头钻进稻草堆里寻找半瘪的稻谷,用手剥出米粒,每天约可得半酒盅,熬成薄粥给小表弟果腹。村里几乎天天都有出殡的队伍和凄惨的哭声。后来据我母亲说,她是每月都把粮票和钱寄去的,但外婆家从来没有收到过(为了活命,钱粮都被人截走了)。

我在村小学那个一二三年级的混合班里读到清明后,温岭的姨妈派了大表哥把我接去。过了若干天后,澄江的姑夫再把我接去。此后几十年中,姑夫多次重复说:他初见到我时,吓了一跳,说我面黄肌瘦,“好像风吹就要跌倒的样子,用稀饭喂了十多天才养过来”。

夏天,母亲来接我回杭州。临行前,特意去找了我读过一个多月的村小的刘老师开出转学证明。因此,回杭州后我顺利转入母亲任教的小学读二年级。看起来在入学年龄上是占了便宜,但实际上有个跟了我一辈子的硬伤由此落下:我没有汉语拼音的童子功,后来只好学五笔字型打字。

现在回想起来,整个小学阶段,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约居前十左右,至今我能报得出七八个成绩比我好的同学的名字。小学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,我没有学习的自觉性,尤其厌恶语文,什么段落大意、中心思想之类,从来就没有整明白过;对命题作文也比较抵触。大约是到了六年级,才对读书有了一点兴趣。

1965年秋升入初中后,不知怎么回事,我的读书兴趣大涨。我是数学和语文两课的课代表,是班上的学习委员,并且喜欢上了做作业和考试。课本上的习题,无论老师是否要求,我都在事先全部做过,当老师在课堂上布置作业时,我已经全部完成了。初一下学期开学不久,教导主任在初一年级选出几名学生,开会,宣布说:从现在开始学校要培养你们跳级,希望你们在学好初一课程的同时,学习初二的课程,只要在学期结束时你们可以通过初二的课程考试,下学期就直接跳到初三年级。学校会给你们开小灶,配最好的老师辅导。并说这是借鉴上海育才中学的经验。

我的年龄在班上本来就是最小的,假如能够跳级,在年龄上不是更占便宜了吗?(现在想来相差一岁两岁的有何意义?那时太幼稚,年纪小就莫名的得意,年纪大就莫名的羞愧。)于是对读书更是上心。可是学年还没有结束,“文革”开始了,全国大乱,考试取消了,同学皆大喜,惟有我一人黯然神伤——初二的课程白学了。

运动了,打来打去,斗来斗去,时间一晃就是两年多。1969年4月初,我作为“老三届”最后一届的“68届初中毕业生”去了黑龙江插队,时年16周岁。名义上是“初中毕业生”,事实上只读了一学年的初中,不记得有过毕业证书。

如果说,此前我曾有过长大后考理工科大学的梦,此时则完全熄火。赴黑省前,母亲给我在行囊里放了一支钢笔、一本笔记本。父亲见了,很不以为然,说:都做农民了,还要这种东西作啥?父亲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,完全靠自学成为知识分子,也因此而遭大祸。其时,他已是完全绝望了,觉得没有文化也未必是坏事。

许多年后,我收到了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,去看望初中的班主任林老师。林老师说:“你们这个班里,某某是推荐工农兵读大学的,医科。你嘛!考个大学是没问题的。只是为啥不考个好一点的大学?为啥要读中文系,不考个好一点的专业?”很惋惜的样子。

我说:“林老师,您对我要求也太高了!我拢共就在您手里读了一年的初中。我能考上杭大中文系,已经是很幸运了。”林老师楞了一下,也笑了,说:“这倒是的,也难为你了。”

我当然明白林老师的惋惜何在。在她看来,如果没有“文革”,我顺利地读到高中毕业应该能考上重点大学。这当然只是她一厢情愿的推测。在现实生活中,能否上大学,成绩不是可靠的依据。假如没有“文革”,没有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,成绩再好又有何用?就此而言,我,及与我同类型的许多人最终能进入大学学习,主要的还不是个人的努力,而是社会回到正常状态的结果。

朱承君:可怜的布拉哥,物质与精神都营养不良啊。看来我是幸运多了,至少小时候能吃饱饭。

魏丁:@曹布拉 很早就历劫,大难不凋,必有后福。只要天气正常,总能茁壮生长。谢谢曹大哥。

吕立汉:@曹布拉 我们年级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同学没有经过完整的中小学教育吧。

陈建华:布拉兄讲的故事,让人鼻子发酸,特别是剥瘪谷烧粥给小表弟吃的细节。那是我们出生的年代,农村,曾有这样的图景。特别认同最后一句,期望“正常”——国家、社会、人。

任晓岗:@曹布拉 布拉兄,我永远记得你笔下那一曲凄厉的唢呐声,回响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。

凌凌:@曹布拉 65年时兴跳班原来是向上海学习啊,我记得我爸妈也为这个事情讨论过,说要给我跳班。但后来就没有再说起了。

王延荣:布拉兄好。读毕特感佩。我及与我同类型的许多人最终能进入大学学习,主要的还不是个人的努力,而是社会回到正常状态的结果。所以,我一辈子看重“正常”。

吴朝骞:@曹布拉 读大学时,布拉兄是我的学习榜样之一。刚上学不久,寝室里纷纷传说,布拉兄发表了小说,心里很是佩服,觉得读中文系就应该当作家。后来也悄悄地写小说,写诗歌,自己也看不下去了,才停笔。现在还有一些留着,再看看好难为情,那么幼稚的拙劣的编造的故事和诗歌。[捂脸][捂脸][捂脸]。

布拉兄活得透彻。“正常”是非常普通却难以达到的事。一个人一辈子能够正常生活,正常读书,正常工作,正常家庭,正常过一生,何幸之有!看重“正常”,感悟人生!

陈建华:@吴朝骞 欢迎把你偷偷写的小说诗歌拿出来晒晒,相信以你的才情写得一定不会差。[调皮]。

陈建新:布拉兄和我差不多同龄,就是因为早读书,挤进了文革前初中行列。但经历比我更艰难。我在那三年里,最大的受难是吃不饱,吃不上白米饭,很长一段时间被逼着吃胡萝卜煮饭,这让我在能够渴望的时候,第一个渴望是吃上白米饭。好在杭州是省会城市,居民供应到1963年就恢复正常,记得1965年还短期取消了粮票。进入青春期,在长身体的时候,尽管肉很少吃到,但是饭能吃饱,记得有一阵子每餐能吃两海碗。读书,小学前四年很正常,我的语文成绩从三年级开始在班级里凸显出来。有一次去少年宫参观一个展览,结束时班主任(也是语文老师)让我和另外一个语文成绩突出的女生留下来代表全班写一篇阅后感,我提起钢笔,没和那位女生商量(小学三年级已经感觉到男女有别,平时不和女生说话[偷笑]),就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。后来班主任在上课的时间讲,少年宫反馈回来,说你们班的阅后感没一个错别字。[偷笑]。这也算为我那秋涛路小学挣了一点荣誉。

进入初中,我当了语文课代表,然而全套课程我的成绩都是前列,每次考试前,班里的打架王们就一个个和我讲好,把试卷答案抄下来给他们。这让我这个个子中等,力气不大的男生,从未在班里被人欺负过。初中毕业,唯有我是五个优秀,但是班主任竭力让我进工厂,他说会给我最好的单位,所以与高中失之交臂。写《我在工厂读高中》,其实是在心理上补偿我不能上高中的遗憾。

生活中很多同学比我苦多了,哪怕像尚建叶晓芳张玲燕那样也要去农村奋斗,我毕竟在工厂赚工资,不愁吃穿,工作也很轻松。但是,从骨子里我痛恨这样一场动乱,毕竟把我和我的同龄人的正常求学路堵塞了好长一阵。后来实在是老天开眼,让有胆魄的老邓出来收拾残局,让我们少量的幸运儿还能进入大学学习,其实是占了他们60后的学习机会。对此生,是感谢呢,还是不忿,还是痛恨?

赖文洪:还是一个情节我也与曹布拉一样。我对读书兴趣一直是满满的。初中高中时数学、物理、化学和语文的课代表我也当过,还是高中班上的学习委员。重点是我也喜欢上了做作业和考试。课本上的习题,无论老师是否要求,我都在事先全部做过,当老师在课堂上布置作业时,我已经大致完成了。如果曹布拉不说,我还没有想到要说,喜欢做作业喜欢考试。自虐啊。

曹布拉:@赖文洪 喜欢做作业和考试,一是因兴趣产生的乐趣,还有一点虚荣心,因为别无所长,在这一点上可以显摆一下。

赖文洪:@曹布拉 我是为了老师与奶奶的表扬。但是后来发展成“为荣誉而战”!直至今天。

凌凌:@曹布拉 悲惨的童年啊,剥瘪谷煮粥喂表弟的细节太令人心酸了。粮票被人截获我很能理解,我们家兄弟姐妹都是在乡下奶妈家养到3岁再回到自己家里的,我弟弟生于58年,送到乡下奶妈家,那个奶妈也是三天两头要粮票要布票。后来有一次,我外婆和我小阿姨没有打招呼突然去看我弟弟。当时的情景是,奶妈一家都出去了,院子里晒着梅干菜,我弟弟靠在门槛上,从团扁上抓着梅干菜往嘴里送。我外婆抱起我弟弟,他腰都挺不直,整个人就耷拉在我外婆怀里,一岁多的孩子,屁股憋得像个小猪肚。我外婆一阵心酸,抱起我弟弟就回家了。实际上送去的粮票布票都用在了奶妈孩子的身上。我弟弟回城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背都挺不直的,由此我们小时候送他一个外号叫:驼背爷。[流泪]。

相比较来说,路桥区、高桥区的农民生活更悲惨一点,因为那两个区都是典型的水稻区。所以后来出外补鞋子、换破烂的人也是这两个区的人多一些。澄江区要富裕一些,因为黄岩柑橘当年就生长在澄江区,这个区是多种经济区,生活稍好一点。

董小军:底层民众,没有谁能逃过时代尘埃的伤害,与此同时,一个在艰难中不失却希望的坚守者,总能从伤痕中挣脱出来,布拉大哥的经历,再次证明了这一一点。文中布拉大哥和两个小表妹在稻草堆里捡漏瘪谷子,煮熬稀饭使小表弟得以生存的细节让人动容。

方一新:布拉兄是我们班的大作家,才知道他也有一个坎坷多难的青少年时期,59-60年在黄岩(一提到黄岩,就倍感亲切)外婆家呆过半年,后来竟然到了风一吹就要倒的境地,差点饿死,令人唏嘘不已。确实,那几年饥民遍野,“塗有饿莩”,就全国而言,浙江农村算是好的,比最悲惨的河南等省份要好多了,但仍然如此,等后果之严重可想而知。布拉兄是69年去黑龙江插队(建设兵团?),到78年考取杭州大学中文系,这么长时间,都在黑龙江吗,无法想象,真够辛苦的。

布拉兄初中的班主任林老师,不知是教什么的,应该不是语文老师吧,不然,学中文出身的看不上中文系,说不过去啊。其实在我们读大学的时代,中文还是挺好的系科,在文科里面录取分算高的。

曹布拉:@方一新 林老师也是杭大毕业的,政治系。我那时是她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,所以对我要求也特别高。[偷笑]。

方一新:是这样,明白了。如果一切“正常”,林老师心目中的兄应该考取北大,或至少是复旦、南大这样的高校,学理工或当医生。

其实我小时候到外婆家完全是赶巧了,倒并不是真的吃了特别的苦。而且我毕竟算“杭州客人”,对我还是有格外的照顾的。去黑龙江插队也是自己的选择,因怕留在浙江农村挑担子。

陈建新:浙江毕竟是鱼米之乡,没吃的,怎么找找总还能找到东西吃,不像北方连树皮都找不到了。

陈建华:很大原因放卫星放的,既然打那么多粮食,那按规定缴吧?坐实了“吹牛也上税”,惨痛!

方一新:是的,一方面,吹牛不上税,亩产万斤(包括钱学森都撰文论证过),征收过头,把农民的口粮都收走了;另一方面,人民公社吃大食堂,让农民放开肚子猛吃,一年的粮食二三个月就吃光了。确实,“吹牛也上税”。[捂脸]。@陈建华

樊诗序:征收过头是主要方面,还有大量的粮食因为大炼钢铁而烂在地里的。1958年是丰年,但丰产不丰收。在农业税取消前,征收的惯例是,早稻收获就须完成全年的征购任务。如果早稻产量低于征购标准。农民就没有了自己的口粮,就得吃“返销粮”(政府按一定额度返回销售给农民)。浙江省是全国第一个超纲要、超双纲的省,但吃返销粮的地方比比皆是。

陈建华:@陈建新 城里人保障供应,也许还能接济乡下亲戚。农村里有工作的感受也不明显,我父亲就说饥饿浮肿都看到,但我们这一带饿死人却没怎么听到。

凌凌:@陈建华 说得没错,城里人是保障供应的,当然我稍微小了一点,对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记忆,我的记忆里面,给我们做饭的大阿姨,说起野菜杂粮来,她都是粗粮细作,说得我们馋涎欲滴。[偷笑].

我们兄弟姐妹的几个奶妈,都是黄岩澄江区的农民,那几年都很可怜,大哥的奶妈有一天要饭要到了我妈妈的学校,其他几个基本上都是借了钱不还,就和我们家断了关系。我的奶妈也是借钱不还就不来往。后来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已经调到工商所工作了,他们夫妻俩来办做生意的证明,说要见见我,好像是一个暑假,那天下午我到了我妈单位,见到一对中年夫妻,但长期不来往,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好像。

最好的是我妹妹的奶妈,我妹妹63年出生,她的奶妈家里条件也很好,一直到现在都和我们家有来往。

赖文洪:我比曹布拉幸运。我虚龄7岁,跟着隔壁邻居的孩子阿平一起由他妈妈带着我们去小学报名。我爸爸是木匠,常年外出。我妈妈是我们家在生产队的主劳力,天天与男社员一样劳动,连送我上学都不能。阿平爸爸是粮站的管理员,妈妈是无业。出发前他妈妈提醒过他,要保密。但是老师一眼就看穿我年龄不足。阿平赶紧补上一句,阿洪比我小一岁。这一下子彻底穿帮了。我嚎啕大哭。哭得老师都心软了,才有数学面试入学的佳话,才有这个班主任语文老师王赛珍。王老师教我到三年级病休了。我的拼音与普通话是王老师教的。从小我用拼音与笔画查字典,现在我仍然用拼音打字。

我出生于1958年4月。我爷爷第二年就死了,饿死了。如果有一碗粥或一颗地瓜南瓜什么的,我爷爷可以活下来。当时不要说有什么粮食,连泥土都吃不到。我妈妈吃观音土才吃了几天吃完了。我想城里人有吃的,只是没有吃饱吃好。

我奶奶告诉我,我每月有一斤米。是上海我奶奶的朋友夹在信里救济我一斤上海粮票。奶奶用大拇指食指中指三个指头撮一撮米,一粒一粒数着二十粒米在火塘里煲成米汤只让我一个人独吃。爷爷说,哪怕我们都饿死了,阿洪也要活下去。

赖文洪:我爷爷是铁匠,爸爸是木匠,奶奶是裁缝。我们家是手工业。那年月,不允许出工,自留地没有了,又不能开荒。人民公社食堂刚刚結束,家家户户一贫如洗。

凌凌:@赖文洪 按说你们家条件应该还可以的,如果不是不允许出工,你们的生活应该比普通农民要好啊!

赖文洪:61年以后浙江的情况好一点了,因为政府政策松动了,我爸爸又可以出门做木匠了,只是收入要交给生产队记工分。开荒种地可以了,象山人吃番薯、吃南瓜,天天觉得饿,但是饿不死了。我家里又开始存积大米稻谷了。

凌凌:对对对,还允许开荒中自留地。你跟我弟弟同岁啊,58年的小可怜们。我也感觉到我们澄江区,比曹布拉、方一新所说的黄岩其他地区要稍微好一点。

赖文洪:主要是禁止个体做工种地。连河里池塘里摸鱼路边种玉米南瓜都不允许。而公社食堂已经破产,家庭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尚不能建立。

阿朱:我外公56年年初,响应国家号召,离了公职,领了400元退职金回乡下种地。我外婆明智,坚决不回农村,领着三个未成年孩子(最小的三姨还在襁褓中),独自留在丽水县城,靠给人洗衣、补衣、养孩子。但大饥荒来临时,仍然差点饿死,因为没人再请她干活。那段时间就是靠我妈每月寄20元人民币,养活了外婆和三个弟妹。说明在县城里的贫民,如没有亲戚帮扶,也是要饿死人的。

凌凌:我下乡的地方有一个上访专业户,他就是你外公这样的情况,他后来上访,很想把自己的孩子身份改成上山下乡的知青,但上级说没有这个说法。

赖文洪:我爸爸也是你外公那样的情况。我爸爸是地方国营农机厂,60年精简下来的。

凌凌:我表姐60年中专毕业,国家精简下放计划完成得困难,就拿中专毕业生顶缸,他们这一届号称毕业不分配。

凌凌:你外公可能属于另外一种情况,那个时候也可能城里收入也不高,同时也没有考虑到回到乡下以后的,城乡差别会这么大。

阿朱:但他母亲是在土改中被斗死的地主婆,所以仍不明白他为何选择回乡。他早死了,否则我一定会去问个明白。只能成谜了。

陈建华:你外公选择回乡,可能是缘于祖祖辈辈血液里留存的土地情结,总觉得回老家有块土地饿总饿不死,而且有两年好像物价飞涨,猪肉价格涨了五倍,所以不如归去。

阿朱:@陈建华 外公从小外出在金华县城读书,学历相当于现在的技校。后在温州运输公司任驾驶员兼技师。一生热衷于研究永动机,虽无果仍坚持不懈,直至70高龄在我弟弟这个数学博士的解说下才放弃。不认为他会热爱土地农耕,他早早退职,定有其它原因。

凌凌:我下乡的院子里住着两兄弟,哥哥是药店官——抓中药的,弟弟是坐堂医生。哥哥也是50年代不知道为什么辞职不干当了农民,弟弟依然坐堂医生。后来两家差别很大。

赖文洪:合作化运动,我爷爷的铁匠铺爸爸的木匠铺和家里的20亩水田都合作了。后来人民公社了,吃食堂了。家家户户没有灶了,没有铁锅了,炼钢去了。锄头镰刀也归公了。家庭作为生产单位与生活单位崩溃。

凌凌:@赖文洪 所以你的血液里流淌着你爷爷、你爸爸的血呢,不安于现状,一心创立自己的事业。[强]。

钱志熙:拜读布拉兄大作,少年的生活和求学经历这样的艰苦。真是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了!

我1960年正月生的,我堂妹也是那一年出生。也许是次子,还算有点珍贵,父母千方百计找食物养活我。我母亲本来奶水就少,再碰上那时候,实在没有一点奶水。我父亲每起五更,去一个社办奶牛场讨一种我母亲叫“奶溏”的给我喝!还全亏我爸和村里在那里养牛的要好,能偷偷讨到一点。据说我堂妹饿得跟青蛙一样,哭起来只是啊、啊的单声,都说根本养不活了!幸亏第二年食堂散了,不然我们真会饿死。话说回来,那是就是饿死了,自己也不知道!

应沪晨:读大学时,布拉兄是我的上铺。他那传奇般的经历让我们由衷地崇拜。而他又常常谦逊地对待寝室里的几位小字辈,让我们铭记于心。1995年我参加党校中青班学习时,是班里第二年轻者,心里很是得意。2019年参加金华市委党校市管干部培训班时,年纪已是班里的老二,已经能够体会到那种与年轻者相比的无奈的感觉。所幸我没有经历过布拉兄的那种磨难(虽然也有童年时饿昏过去和由乡下外婆领养后,母亲接回时脱形得无法认识的经历),但也由此有了安于现状的心理。相比之下,当年这些年长的同学历经磨难,却更是成就斐然,真令我辈汗颜。

郑广宣:我与布拉同龄,同样只读了一年初中。他是偶然去外婆家上了学,碰上那个饥荒年代,吃了本不该他这个城里人吃的苦。我们家则是两次从城里到乡村。土改时,我母亲还是城镇土改的积极分子,当领导问我母亲,你老家有没有房子,我母亲说有两间房,于是城里的土改就没有我们的份了。土改结束就回了老家。而到了老家,却又没有我们的田地。1958年赶英超美、大办工业、大炼钢铁之时,我们则去了父亲所在的余姚陆埠,又成了居民户。1962年大办农业,又回到老家,就再也动不了了。直到我先参军,后考大学,我弟弟则顶我父亲职进到工厂。

三年困难时期百姓的各种艰辛,自己有过经历,除了吃蕨根粉拉不出,还跟着母亲去挖一种叫毛毛草的野菜,挖来与玉米粉一起做糊糊吃。也看到过农村大食堂大锅烧粥时潽出(漫出)粥汤时,一个壮汉用手掬着锅边的粥汤,连石灰渣、垃圾一起吃进肚里。农村大食堂喝粥时的场景也是很震撼的,吃粥时大部分人家是没有菜的,多是筷子头蘸盐喝粥,好一点的,把盐用油炒一下,如果谁家有芝麻盐,那就算条件好了。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,要做一个正常的人,何其难!

任平:时,没有吃的,父亲又被压低工资,为了我的成长,他卖了不少心爱的书,给我买了钙片,每月一瓶,这是我个子长高的原因。还记得有天晚上我饿了,他拿出几块饼干要我吃下,那时物价飞涨,一块饼干要四元钱!而他工资当时只有20/月。

已是面黄肌瘦的孩子,每天钻进稻草堆里寻找半瘪的稻谷,为小表弟果腹。太心酸的画面啊!还有钱志熙的堂妹饿得跟青蛙一样,哭起来只是啊、啊的单声;凌凌的弟弟饿成了“驼背爷”……这些描述直接还原了那个严酷的历史场景,不忍卒读。[捂脸]。

那三年灾情,以往只是在文字资料中了解到,今日才知道身边有的同学也曾在这场灾难中受难,让我对自己没有那三年灾荒的记忆,感到有罪恶感一样。[发呆]。

陈建新:@尚建 如果四岁之前的记忆难觅,你大约也只能记得1962年及之后的事情吧?[偷笑][偷笑]。

尚建:也许是吧,一些儿时的记忆只是简单的一个场景,事情过程都是家人的讲述而保留下来的。

陈建新:童年的记忆并非都能找到。我现在竭力寻觅童年记忆,最早似乎只能追寻到1958年,也就是我四周岁左右。也就是几个画面。一个是隔壁一个大房子成了街道食堂,但好像属于四季青公社的食堂,与我家周边的居民无关。第二是被大人抱着,在晚上刚入夜时经过后来我就读的小学的操场,操场上有一个小高炉,远远看过去有一些人在炼铁,有炉火映红这些人的脸。第三是家家户户敲着脸盆在家门口喊叫,说是除四害,赶麻雀。这三个印象之外,就是六七岁时的饥饿记忆。

所以,本年级对那三年饥饿年份,真正有清晰直观记忆的起码是1955年左右出生的。很多大约也只是别人转述的吧。

我对那三年的记忆,除了自己的亲身感受,白米饭吃不上了,每天下午的点心也没了,要忍着饥饿到晚饭点。家里从吃饭不限量,到每人称米蒸饭,到必须有杂粮掺杂煮饭。

这是在我们的饭食还没有受限的时候,是饥荒降临到城市居民之前。看来饥饿首先降临安徽农村。

我1958年的片段记忆,至今没有更年长的人向我解释。但很可能从书本看到的历史,把我这些记忆片段理性化了。

王琳:我的六姨当年被我大舅带出去读技校,但是学校要她去户口所在地开证明,她是地主出身,村里不给开,只得留在松阳叶村。叶村是产粮区,但是粮食都上交了。外婆怕一家人饿死,把她嫁到了大山深处的一个村庄。以前每次去六姨家,要走二十多里的山路。但是山里虽穷,好歹有地瓜吃,不至于饿死。

任平:对困难期间的记忆,是吃包心菜边皮,胡萝卜当饭。所幸周总理嘱咐修订《辞海》,我随父亲去上海吃了一个暑假的好饭菜。毎天看江上的各国轮船,对面苏联领事馆儿童的欢乐嬉戏。

回来后,因为大伯母在食堂帮忙,也去吃了点荤腥。猪头肉是最好的!大伯爱藏书,在他家看了不少旧书旧杂志。知道了南极的几次探险。也领略了旧杂志精彩的设计。省里几位围棋高手都是大伯培养的,也知道了他们的不易。

朱承君:进入忆苦思甜环节:余生也晚,1962年已是饥荒末期,我出生时家里已有能力不让我饿成青蛙状。但有一年稻米不够,经常吃玉米糊,玉米是我父亲去奉化买来,一路挑回家(单趟总有几十里)。吃玉米糊的经验是,必须从中间舀着吃,不会沾碗,故不会浪费。——提供一点佐证。

沈澜:我们饥荒末期出生的人,在娘肚子里没吃饱,好像个子高的不多。而我小哥那一届,大都59年或60年初出生的,妈吃过大食堂的,个子就比我们这一届高很多,男生一米八的比比皆是。

陈建新:不要说你们个子长不高,我从六岁开始进入饥荒年,也影响到拔个。进入青春期恰逢“文革”,吃不到足量的蛋白质,也是长不高的原因之一。我都没超过一米七。[尴尬]。可我儿子一米八三,差了何止一个等级。我们这个等级被称为残疾。

布拉兄少年时期去农村感受大饥荒,其实是上帝让你去感受中国农村的苦难。如果没发生这个偶然性“下放”,你留在杭州,生活会好多了。起码和我一样,不知道那几年农村居然有人饿死。[大哭]。

周羽强:@朱承君 读了新华社记者的忆苦文章,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情景,勾起了我对饥饿时代的一些回忆。作者是1952年生人,我小他两岁1954年出生。1958年,我有看到小锅炉炼钢铁、全民吃大锅饭的几个画面片断。1960年(我上小学)后,关于饥饿的记忆就连篇了。那时候的孩子真的苦,舔碗都不一定轮到你。

樊诗序:那是一定的。布拉不去乡下,见不到那种场景。那时调运粮食只管城镇,农村基本任其自生自灭。

朱承君:如果我长身体时不去造大寨地,应该比现在再高三五公分吧。我女儿有173公分。@陈建新

陈建华:满足了吧你们,从某种意义上,我们都是幸存者且是幸运儿,还去追究能否多长个三五公分作啥?[坏笑]。

凌凌:关于那个年代,我这个56年出生的,没有太多的记忆,比较深刻的就是吃食堂,我们想吃年糕,但家里不能做。大阿姨把米粉放在饭盒里,加上水,食堂里蒸好以后打开一看,上面一层清水,米粉沉在下面,拿筷子搅拌一下就成了米粉疙瘩,很长时期以来,这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东西。但那个年代肯定整体营养不良。我们家五个兄妹,我二哥54年我56年,我们两个最矮,我妹妹63年,从吃奶开始就是好时代,她最高,1米68。

曹布拉:三年困难时,城市里居民的生活也不易,米饭里要掺入胡萝卜番薯条之类的,有些人营养跟不上浮肿。我父亲虽已落难,但还能享受到一点“特供”:每月有额外的几斤黄豆,白糖和鸡蛋,比一般的市民多少要好一些。但饥饿感是一直挥之不去的。我要不是因为去农村外婆家呆了半年,怎么也想象不出其时无数农民已经在生死线上挣扎了。诚如许多同学所言:相比较他省,浙江的灾情还轻一点,但终究有不少人没有熬过来。因此多年后,我每见那种否认饿死人的言说,总是忍不住要骂一声国骂!

陈建新:感谢改革开放,让我后半辈子能够天天吃肉。[抱拳]。住进了大房子,开上了小汽车。以前看外国电影,乃至日本韩国电影,如果主人公开着小车,总有一丝羡慕之情从心底涌起。现在基本上视而不见,哪怕是豪车。我们毕竟已经过了从小就具有的开车瘾啊。[偷笑]。

郑广宣:1976年,我们部队去陕北征兵,问被批准入伍的新战士为什么当兵,新战士说当兵能吃三年饱饭。我们接兵也看到了陕北的窘况,还有人家只有一条裤子,出门的穿,在家的躺在炕上。那时候陕北生产队分口粮,比如说每人600斤,听起来不错,其实其中有白菜几斤折合一斤粮食,萝卜几斤折合一斤粮食,实际能作为主食的粮食少得可怜。

周羽强:我在余杭镇上长大。我感觉当时当地的农民(乡下人)比镇上的(街上人)要好些,即便“瓜菜代”也能果腹,而城镇仅靠粮票,别无食物。我家兄弟姐妹五人(我老四),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狼吞虎咽地抢食,真的不够吃,吃不饱。由此落下肠胃病,人似豆芽菜,影似毛竹竿。

曹布拉:@周羽强 城市近郊是比较好!挑一担番薯进城,可以卖不少钱。那时杭州四季青的菜农很吃香的。

周羽强:@曹布拉 是的,当时的视野也只是城乡结合部。我小学同班同学中有一些是农村户口的,他们上学时会有番薯、罗汉豆之类的放在书包里,闻到一丝丝食物香味,真让我馋涎欲滴!

也许困难时期我没在农村生活过,没有比较哪方天地更苦,但凭直感,城镇居民也苦不堪言,我们一群屁孩经常结伴去乡下扫荡(偷农民地里的菜),总会有仨瓜俩枣的收获。

陈建华:老辈人说,那时节农村山上野菜都挖光,能吃的观音土也都吃了。我奶奶跟我说,她小叔子吃了拉不出,最后靠手指硬抠抠出来,常常疼得哇哇叫。后来幸而有了“大种百斤粮”政策,田头地角随你种随你收,这才渡过饥荒。奶奶是个很能干的村妇,那时已近六旬,村民形容她刨起地来比男人还厉害,甚至刨得连裤子掉下都来不及拉。[捂脸]。当然那时农村老派妇女都只穿一条无腰免裆裤,只一根自织的裤腰带系着,一行动也容易松塌。

过了几年,“文革”开始,广播里天天喊着打倒,奶奶不懂普通话,也不知道为何人,只将他名字记成了常用消炎药膏“消治龙”,老说亏得“消治龙”号召大种百斤粮,我们才活过来。当时我听她这么说,吓得不敢吱声。幸而老奶奶小脚,不乱跑也不到处说。

任平:因营养不良得浮肿,肝炎在当时普遍,所以有布拉所说的黄豆,油等补贴。

凌凌:我一个同事的婆婆有一个怪癖,每次同事从食堂里买来供作第二天早点的馒头,转瞬就被他婆婆藏起来了,藏的地方也很怪,大衣柜的某个角落啊什么的,总是让你匪夷所思的地方。他老公解释这是当年没东西吃落下的毛病,终生不能纠正。

凌凌:就是那个年代落下的下意识行为,说了没用。她婆婆给她带孩子,大概有一年时间,我们去她家,她会在婆婆不在的时候翻开衣服让我们看看藏起来的食物,真的让你无法想象。问题是,我同事说,她咽不下从衣堆里翻出来的馒头。[捂脸]。

任平:这些细节都是小说的材料,如果有人写的话。可能有心理原因,据弗洛伊德学说。

曹布拉:@凌凌 那个年代的饥饿,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记忆,有些就进入了下意识,时不时就会表现出来。

曹布拉:@凌凌 比如说,我吃饭特别快,狼吞虎咽的,总被老婆数落。这个习惯就是缺衣少食的年代养成的。[偷笑]。

凌凌:@曹布拉 有道理,我二哥吃饭很快如你所说的狼吞虎咽,他还会反刍。不过他的原因说起来是另外一种的可怜。

我大哥是长子长孙,很得我奶奶的宠爱,当年为我大哥,家里请了一个奶妈一个保姆。所有好东西都尽大孙子先吃,我二哥就只能虎口夺食。[偷笑]。

凌凌:陈建新小时候吃不上好米饭,至今他就吃烧得很干的“硬饭”,也是终生弥补那个年代的遗憾。

吴朝骞:布拉兄,我也是 ,吃饭就像抢来吃一样,大口吃饭、大块吃肉。在老单位吃饭速度快样子急都出了小名。以至于公务接待时,尽量要矜持,否则有损形象。

凌凌:@吴朝骞 理解理解,陈建新吃饭也很快,风卷残云,我有时候就求他吃慢一点,因为在外面吃饭太快了给我压力很大。[呲牙]。

凌凌:我弟弟58年出生,小时候很可怜吧,但到长身体的时候国家经济已经好起来了,所以他总的个头还有1米74,但我二哥只有1.70,我也只有1.60,家里男女分别最矮。

陈建新:个子高低,第一和遗传有关,第二和生长时期的营养状态有关。但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身材高,就是营养好。像我这样,小时候一周才能吃一次荤腥,营养跟不上,尤其是经历了饥饿年代,对身体的成长影响很大

樊诗序:我的师傅是59年的兵,他向我传授抢饭经:首先,早去排前头,先盛先吃。第二,准确判断形势,如果能有二碗,第一碗不盛满,如果能有第三碗,第二碗就一两口,最后一碗拼命压实,满到撞鼻尖。后来不用抢了。每天饭煮好后称一称,然后除以总人数,每人多少,全部过称!称饭的习惯现在还有。

陈建华:我家三兄弟,我妈从小用顺口溜鼓励我们吃快饭:“吃得快,做太太;吃得慢,做讨饭(乞丐)!”

樊诗序:非常庆幸没在那个时候像布拉一样下乡体验生活。那时候出版社食堂发明了蒸稀饭和无油菜。还有就是掺了狼萁根粉的馒头。狼萁根采自大观山。东西运到,每位职工发一把刷子一只小凳,全员一起把泥土和外皮刷掉,然后磨成粉加糖加面粉做成馒头……我妈说买刷买凳子买糖的钱用来买粮食都绰绰有余了。

曹布拉:@樊诗序 “文革”中一度也兴起吃“忆苦饭”,各学校单位纷纷采购蒸煮番薯糕、麦麸饼——实际上三年困难时真还吃不到。

任晓岗:@樊诗序 我58年生,养在奉化乡下。据奶奶说也吃狼萁根粉,拉不出,哭出猪叫声。但自己完全没印象了。后来回舟山进了机关幼儿园,吃得好了,个头猛窜,读小学时坐最后一排。然后初高中不知为何营养严重不良(父母亲收入不算低,完全不会安排我们的生活),到高中毕业才1.45米,毕业照站在前排最边沿,比边上最矮的同学还矮了半个头,很可笑的像一个外挂设备。幸运的是分配到食品卖肉,每周可买两次每次三斤带肉的猪骨,营养一下子补进去,入学体检时又窜到1.70米。现在想来,都特么的是命。[捂脸]。

樊诗序:@任晓岗 如果我当年能到食品公司卖肉绝对不会去考大学。丽水城里最牛的人就是一个卖肉的。他烟瘾挺大,上嘴唇永远沾着一枝烟,只有遇到有身份的人才拿下来。顺便抬下从来都眯着的眼皮。他有事上街耳朵上不会少于两枝烟。都是沿途市井百姓送的。是个人都知道群英以下的烟别递给他。我们玩烟壳的行内小孩都爱在他家附近转悠。因为捡到的都是重磅货。

曹布拉:一篇即兴小文引出如此沉重的话题,始料不及,诚惶诚恐。感谢各位同学。[抱拳][抱拳][抱拳]。

陈建新:希望乘这个毕业四十周年的东风,咱们大家都写一写吧。疫情让咱们不敢聚,就用这本书作为今年这个节点的见证。

Leave A Comment